这其实是借鉴了前世xk社会和gc社会的思路。
    哪知方孝孺却直接否定道：“不妥不妥。”
    陈景恪大为意外，问道：“哪里不妥？”
    方孝孺说道：“我认为这样划分还是太简单粗暴。”
    “按照你的划分方法，两个阶段分别为，解决生存问题阶段和解决精神需求阶段。”
    “医疗也是生存需要，放在第一个阶段里明显不合适。”
    “放在第二个阶段，它又不符合设定。”
    “我以为，应该将五个阶段彻底拆分打乱，按照实际情况重新划分。”
    “而且四不应该和五放在一起。”
    “四虽然很难达成，但总归是有点希望。”
    “而五只能作为个人的需求，没办法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需求。”
    陈景恪陷入了沉思，从这个角度来看待，确实很有道理。
    自己还是有点想当然了，前世医疗其实被放在了第二阶段。
    可是在这个年代，连权贵都不一定能接受良好的医疗保护，更何况是普通百姓？
    将它放在第二重明显不合适……
    说白了，现阶段实现医疗体系全覆盖，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    将它作为第一阶段，难度太高了。
    关于第二点，四和五也确实不能放在一起。
   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物资必然会越来越丰富，学问必将普及。
    到时候欣赏音乐、小说、影视剧等等，都将全民化。
    也就是说，一二三四重需求是可以全民化的。
    但自我理想实现，也就是三不朽，注定了只能是少数人类精英才能去追求的。
    而且即便是在大多数人都饿肚子的情况下，依然有少数人能追求三不朽。
    将它列为全人类共同的高级追求，确实不现实。
    社会模型，是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参与建设的。
    自我实现就太个人化了，不可能全民参与。
    所以，它可以作为人类需求层次的最高追求，却不能放在社会模型里面去。
    想到这里，他豁然开朗，自己之前陷入误区了。
    “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，我太想当然了。”
    有了这个共识，两人接下来就将四重需求进行了拆分重组，很快就搭建好了阶段性社会模型。
    第一阶段就是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，有饭吃有衣穿，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社交活动。
    陈景恪之前的种种政策，都可以归类到这个阶段。
    这个阶段是最有希望达成的，而一旦第一个阶段完成，就会给执政者更大的信心。
    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去追求第二阶段。
    第二阶段包括医疗、受教育，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精神文化熏陶等。
    就古代来说，这也是非常困难的。
    如果陈景恪不点科技树，至少需要数百年才能实现。
    方孝孺就认为，这一点很难实现。
    不过他总体上是乐观的，再难总归是有一条清晰的道路可以走。
    执政者顺着这条路慢慢的前行就可以了。
    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，总归是会离目标越来越近的。
    第三阶段是物资充裕、精神富足。
    事实上，方孝孺认为这已经是大同世界了。
    因为从有历史记载至今，从未有过这样的时期。
    但陈景恪知道，这个阶段其实也是可以达成的。
    如果非要用前世来类比，这个阶段有点类似于xk社会。
    确实很难，但只要发展生产力，早晚有一天能达到。
    所以，在他的坚持下，这个阶段并没有被命名为大同世界。
    他将大同世界放在了第四个阶段。
    而且他对大同世界的描写，也没有采用儒家的原文，而是用了《易经》中的一句话：
    用九，见群龙无首，吉。
    对此，方孝孺没有说话，而是竖起了大拇指。
    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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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社会模型建好之后，剩下的就是围绕模型构建思想体系和执政体系了。
    执政体系并不着急，这玩意儿是不固定的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
    可以等到思想体系搭建完成，再根据大明的情况设置。
    他们先进行的是前者。
    而方孝孺也终于见到了大同世界的全貌。
    即便早就有所准备，也不禁为其的宏大感到震惊。
    先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，讲述了华夏的历史发展阶段。
    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，产生这些情况的现实因素。
    在此基础上，解释了国家、法律、朝廷、人民、军队等等的概念。
    并详细论述了他们的权力和义务。
    很多解释，让方孝孺耳目一新。
    比如法治思想。
    他试探的问道：“我记得，韩国公近两年一直在研究法治思想。”
    陈景恪自得的道：“就是我启发的，不过他的法治思想与我的有所不同。”
    李善长毕竟是古典法家门徒，他的法治是对法家思想的重新解析，只是比较偏向于律法这一块。
    可以说，他的法治思想，已经和陈景恪最初提到的法治关系不大了。
    而陈景恪的法治，就单纯是从律法角度出发去定义的。
    对此，方孝孺并未感到意外。
    他就是在陈景恪的引导下，才进入唯物学殿堂的。
    李善长在他的指引下，弄出法治思想是很正常的。
    但也有很多解释，让方孝孺感到心惊肉跳。
    比如军队，非一家一人之军队，而是万民的军队。
    军队来自于人民，责任和义务是维护国家安全，保护天下万民。
    至于效忠天子，对不起，没有写。
    但陈景恪又不是铁头娃，自然不会作死。
    他在后面补了几句，君主是国家领袖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。
    拥有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。
    而军队要保持纯洁性，必须直接归君主统治，其余人不得染指。
    但即便如此，也有点大逆不道了。
    皇帝不追究倒还无所谓，要是追究起来，少不了断头台走一遭。
    方孝孺一方面感叹于陈景恪的胆量；另一方面也为朱元璋和朱标对他的包容，感到不可思议。
    事实上他却不知道，陈景恪也是通过一件件事情，一步步取得朱元璋的信任的。
    当然，最根本原因还是他从未否定皇权。
    反而在某种程度上，论证了皇权存在的必要性。
    毕竟，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最高统治机构的，而机构又需要一个最高领袖。
    除了皇帝，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
    至少目前没有，不是吗。
    至于以后会不会有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
    非但如此，他还将皇帝的利益和万民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。
    皇权想长久存在，就必须保证万民的利益。
    而万民力量弱小，需要有一个强者来带领他们保护自己的利益。
    只有皇权才能做到这一点。
    这个理论在二十一世纪看来，相当的扯淡。
    皇帝就是最大的剥削者，怎么可能真的会去保护万民的利益？
    然而在当时，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